显示标签为“中产阶级”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中产阶级”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1年7月1日星期五

群众吃着饱饭,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抱怨呢?

新华社新闻曰:“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出现仇官、仇富的现象?说到底是跟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有关,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关。只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反腐倡廉建设中去,将群众意见化解于初始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它说得对不对呢?

很多人物质经济条件变好了,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能吃饱了,以前吃不上肉现在有肉吃了;但不满情绪却在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大陆媒体将其解释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物质条件提高了,于是产生了对社会公正方面的诉求、对权力的要求,是种高层次的需求。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公正是构成产生幸福感的基本条件,不是高层次的需求。幸福感是物质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心理感受的综合判断,不仅仅是吃饱饭而已。

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人身份认知的问题,即我在这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比如说我是个大学生,我有个同学平时不爱学习,成绩很差,考试只考60分过关,但他有个爸爸叫李刚,一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我成绩很好,年年拿奖学金,可毕业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还挤破了头。我就觉得社会实际把我归入二等公民,不重视我,我是低人一等的。这种情况下,就算我吃饱了饭,而且有肉吃,我心里还是愤愤不平。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社会公正的诉求呢?我们来算一笔账。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按中国大陆自己的估计,是15%~20%;中国社科院估计的最高数字是23%。中产阶级的标志是有车有房有一定存款,其主体是城市里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世界银行对绝对贫困的定义是每天消费小于1美元。依此标准,这样的人口在中国有一亿多,约10%。既得利益阶层,即所谓的精英阶层、权贵阶层,占总人口的4%~5%。

由此算来,有产阶层——中产阶级加权贵阶层——占不到30%,而相对贫困——在绝对贫困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人数有60%以上。

哪些阶层吃着饱饭发着怨言呢?是相对贫困阶层、中产阶层。绝对贫困阶层还没吃上饱饭呢,当然他们也渴求社会公平:“为什么别人能吃上饱饭呢?”

权贵阶层不仅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还掌握着法律资源和政府政策资源,“公权力”的存在其实就是维护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已经结成了关系和血缘的纽带,其他阶层难以进入这个阶层。

所以,中产阶级尽管“有产”,但无法进入政策的制定层面,无法进入公权力层面,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依然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

相对贫困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起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匮乏,确实已经进步了;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财富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即GDP的增长速度。他们在社会中所得的,跟他们做出的贡献是不匹配的。这就是所谓“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的原因。

喉舌常常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赞扬“自建国60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之类的。一个执政党,帮助国家提升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和国际地位,是其义务,而不是对人民的恩惠。人们应该进行横向对比,比较60年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了多少,德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爱国者会说中国的执政党曾犯了错,影响了经济增长,但幸好及时纠正了。)

现在有很多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物价对比的帖子,结论是中国物价高于西方民主国家。这说明中国的物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要素叠加的结果,而是整个市场的规则和秩序被少部分人——权贵阶级——操控的结果。

另外要澄清的一点是,国际上和我这里讲的公平是机会上的公平,不是最终结果上的平均;是由制度保障的公平,而不是今天运气所以今天有的公平;是无论多恶的人都不能改变的公平,而不是别人发善心提供的公平。

很多中国人总对党和国家抱有幻想,“希望重视一下孤寡老人”“希望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希望官员公示财产”,但是人家不重视、不听取、不公示,又怎么样呢?除了推翻这个政权,除了认为“党和国家是‘好’的,他们只是太忙/没听到/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还能怎么做呢?

何为腐败

腐败的本质不是受贿和收取回扣,而是对权力的不正当利用,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公权力,置广大民生于不顾,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搞庆典、面子工程、国际盛事。腐败不是作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腐败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体制的问题。

维持社会不公就是维持腐败。中共取得和维持政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行使公平。它过去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专政”,后来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权力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公共福祉服务。中共作为执政党,从来没有行使过真正的公权力,它认为政权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所以腐败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

有人讲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那是错误的。那时的腐败的形式不同于当前,那时你要参军要干什么事,要托关系、走后门——不就在滥用公权力吗?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民众没法进入到规则的制定层面和监督层面,就没办法阻止公权力的滥用,就没办法制止腐败。

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中产阶级稳定社会吗?

《“橄榄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指出若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极穷和极富的人,多数是中产阶级,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则是稳定的、和谐的。是不是呢?

首先我们剖析一下这句话。第一,中产社会稳定是从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第二,中产是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亚洲银行为中产定的标准是每天消费2到20美元,是比较低的。虽然人民币对外升值,但中国社会通货膨胀,实际是贬值。所以我们在判断中产的时候,不能只看收入或消费,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收入中能用于消费的占多大部分。中产阶级被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压,其实际生活水平就更低了。

孔孟对财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前句讲社会贫富问题,后句讲社会稳定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即稳定的财产。富有的人不一定有恒产,例如职业炒股者,他的财产是随金融市场暴涨暴跌的,他自己都不稳定,又怎能社会稳定呢?也是说社会稳定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

然后,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朝代它们的社会是否稳定。唐朝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是唐玄宗的开元天宝盛世,但其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风气糜烂,给了野心家可乘之机。于是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繁华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北宋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而且其富庶是社会普遍的富庶,不是两极分化的富庶。但多数历史学家不把它当作稳定的社会。《水浒传》的故事场景就是北宋。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影响政府政策,对于他们最关心的房价问题无能为力,他们的利益也处于被权贵宰割的状态,连维护自己的财产和地位都做不到,又如何成为稳定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呢?

但是《“橄榄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提出了建立橄榄型社会的办法:

  1. 通过社会政治改革给公民以平等的机会
  2. 通过公共政策改革调整改变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结构
  3. 通过宣传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

这些办法能否对稳定社会起上一丁点的作用呢?

要真能做到了当然有效,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在中国,机会和资源是跟着权利走的。这第一点就要打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前段时间温家宝在深圳发表讲话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不及待,但他就是没办法打破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起来的利益圈子,又何谈揭开盘根错节、庞大复杂的权利网络呢。

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稳定和谐的希望寄托在财富增加的基础上,哪怕是均等的增加。国家的基石是信用的合同,百姓不仅要免于匮乏,还要免于恐惧,活得有尊严。国家必须立足于正义和公正才能求得长期和稳定的繁荣。

世界上有许多稳定的社会,他们物质上并不充足,例如美国的阿米什人、亚洲的不丹国。它们的稳定是依靠什么的呢?

是信仰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