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举行民主选举为什么会乱？

首先简单介绍下民主政治，何为宪政。不好意思以中国人“普遍憎恨”，但都希望获得其国籍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为例。从它的国号上看，united联合的；states国家，强调其政权（不同于nation，强调民族；不同于country，强调地区）。所以，美国是个各个小国组成的联邦。这些小国，内地翻译为州，这些州有自己的州宪法、州普通法、州长、议会、法院和法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是州大选产生的。

一个州有多个市。每个市有自己的法律、市长、议会、法院和法官：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是市大选产生的。州以上是联邦（即美国），有联邦宪法（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总统、议会（在这一级别上称为国会）、最高法院和大法官们。

那么，是不是联邦权利大于州权利大于市权利呢？答案，尽管令大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感到惊奇，是否定的。美国总统无权罢免区区一个市长，更不用说州长了。加拿大总理也是，无权任免州长市长。我不确定总统是否有权任免一个幼儿园院长，但这在我国应该是可行的。那么，为什么“无权有权”，难道是我说了算吗？非也。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这是宪政的根本涵义。如果宪法规定总统有权任免幼儿园园长，那非无可厚非。

在美国，市权利、州权利、联邦权利是如何分配的呢？按照地区自治的原则，市长处理本市的事务；以本市之力无法完成的项目，或涉及多个市的项目，由州长（或者说州议会）负责处理。同理，州长处理本州的事务；以本市之力无法完成的项目，或涉及多个州的项目，由总统（或者说国会）负责处理。例如，州际铁路由联邦负责，一个州可能无法完成“州防”，所以交给联邦，变成“国防”。由此可见，市权利、州权利、联邦权利无隶属关系，不相互重叠，但组成了一个整体，负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论政体时，我不喜用中国一词，免得涉及“中国”与“中华民国”两词之间的关系）与此不同。中央权力覆盖省权利，省权利覆盖市权利。

现在谈大陆实行这种民主选举的可能性。

四川省的面积和人口跟日本差不多。日本人是亚洲人，地理位置上跟中国接近，所以文化也接近。日本自二战后实行了五十多年的民主选举，没乱，反而政治、文化进步很多。那么四川搞民主选举，选出地方级的市长省长、议会，为什么就会乱？日本人怎么选，四川也怎么选，为什么会乱？

安徽省的面积和人口跟韩国差不多。韩国人是亚洲人，地理位置上跟中国接近，所以文化也接近。韩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后实行了二三十年的民主选举，没乱，反而政治、文化进步很多。那么安徽搞民主选举，选出地方级的市长省长、议会，为什么就会乱？韩国人怎么选，安徽也怎么选，为什么会乱？

台湾省的面积和人口跟浙江省差不多。台湾人跟大陆人一脉相承，地理位置相隔仅一衣带水，所以文化也极为相似。中华民国于民国70年（1991年）宣布台湾省解严后，台湾举行了二十年的民主选举，也没乱，反而政治、文化进步很多。那么浙江搞民主选举，选出地方级的市长省长、议会，为什么就会乱？台湾人怎么选，浙江也怎么选，为什么会乱？

如果各个省都不乱，大家按照宪法规定，组成一个联邦，为什么会乱？

常有人提出“素质说”，说大陆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选举。香港人素质应该比内地的人高多了，回归后获得“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但他们至今也“没能力”举行全市普选，选出他们自己的行政长官和议会。

相反一百年前，人们素质肯定比现在低得多。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在地方上开办宪政讲习所，为民众进行民主知识扫盲。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开设临时性的地方议会（咨议局）和临时国会（咨政院）。1910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百家中文独立报纸，八十多个独立学会和一批独立的合法政党。前后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算上前面酝酿的时期也不超过十年。更何况，这是在清政府不愿意的情况下取得的。

由此说明，素质不是民主选举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本文参考了第219期大陆新闻解读节目，如版权不适宜，一旦告知，即更改。

本文放弃所有版权，释入公有领域。

仇富现象只是因为贫富不均引起的吗？

贫富不均是社会不公的一种体现。现在新闻的说法是社会不公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党和政府正在真诚地解决，并且说明社会公平是相对的，在美国这些国家也有贫富分化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经历着社会不公。

美国是不是也有严重的仇富现象呢？

实际上，欧美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免于人们过于落入绝对贫困的状态。即使有社会贫富差距，人们的对立情绪也不会很严重。
中国大陆的大城市里的小康之家，虽然其生活还算优越，但只要有个家庭成员生了重病，就很可能沦落为贫困人口。一家中产阶级，也面临着日益上升的生活开销和住房问题的巨大压力。所以在中国人民生活是缺乏安全感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仇富和当代的仇富是一样的吗？

说中国历史上是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社会其实并不客观。因为在传统社会，只是以行政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权利向中央集中了，这是以官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除此以外还有两股重要力量。其一是以家族和血亲纽带为联系的民间自治力量，其二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德和舆论力量。

根据统计，中国古代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自耕农。自耕农有自己的地，自给自足。行政力量对他日常生活的干预是非常小的。而且由于它自给自足，政治举措造成的社会不公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也非常小。他们不太会由于社会不公而仇富。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的仇富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为富不仁的说法。这种说法主要是对人道德上的评判，不是表达尖锐的利益冲突。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所以这是属于义不义的问题。

由于有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德和舆论力量，社会对人的评判是多元的。

看在义这个标准，自耕农的社会评判并不比地主、商人低。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户的家门口常挂一幅对联，上联曰“一等人忠诚孝子”，下联曰“两件事读书耕田”，横评曰“耕读传家”。大户人家的匾牌上则写有“诗礼传家”。说明社会对人的评价并不光是看人是否出人头地，是否有权有钱，知书达理也是一项重要标准。所以在传统社会没有严重的心理失衡问题。

既然古代的仇富与当代的仇富原因不同，当代的仇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今社会没有自耕农。土地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在城市是国家所有。农民有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现在人们没有自耕农那样自立的经济地位，没有不动产，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心理的不安全感尤为突出。

另外由于摧毁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的判断就被单一化——成功就是意味着出人头地、有权有钱。

由于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外加社会的医疗、失业等的保障网络的缺乏，人们开始努力挣钱。但是人们又没有机会挣很多钱；因为资源和机会是不公平的是被垄断的，它们已经被既得利益阶层控制住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一看到那些依靠权力发家的人就会心生愤恨。这些人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财产不是靠合理合法的途径取得的。

有什么办法根治仇富心理？

解决方法是逐渐培养中产阶级，实现法治，实现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公平分配，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络；在文化领域，将成功的定义多元化。

个人可以惩罚窃贼吗？

自然法是一切成文法和现代法之母。自然法认可了一些常识性的和不言而喻的正义的观点。比如有一块无主的土地，我去劳动，上面产出的庄稼自然就是我的；比如我丢了东西，我要把它找回来，是天然地合理的；比如有贼偷了我的东西，我去惩罚这个贼，这亦合理。

但是因为人们形成了一个社会，人们把自己惩罚贼的天然的权利让渡给了公权力，即人们委托法院和警察惩罚这个贼。明确了这个委托关系之后，如果法院和警察没有惩罚这个贼，惩罚权利自动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上，于是人们自己抓贼、惩罚贼，是合理合法的了。

西方民主国家一定程度地认可公民行使拘禁权和惩罚权。例如前两年加拿大华人店主陈旺在自己店里抓住了行窃的小偷，把他捆了起来等待警察到来，警察来了后却起诉陈旺非法拘禁。此事在加拿大社会引起来轩然大波。今年加拿大国会推出《平民拘捕及自卫法例》(The Citizen's Arrest and Self-Defence Act)，让商店东主﹑钱财物业主人或获授权者，可于案发后“合理时间内”，同时警察未能及时到场的情况下，可自行逮捕贼人。

群众吃着饱饭，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抱怨呢？

新华社新闻曰：“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出现仇官、仇富的现象？说到底是跟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有关，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关。只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反腐倡廉建设中去，将群众意见化解于初始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它说得对不对呢？

很多人物质经济条件变好了，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能吃饱了，以前吃不上肉现在有肉吃了；但不满情绪却在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大陆媒体将其解释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物质条件提高了，于是产生了对社会公正方面的诉求、对权力的要求，是种高层次的需求。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公正是构成产生幸福感的基本条件，不是高层次的需求。幸福感是物质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心理感受的综合判断，不仅仅是吃饱饭而已。

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人身份认知的问题，即我在这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比如说我是个大学生，我有个同学平时不爱学习，成绩很差，考试只考60分过关，但他有个爸爸叫李刚，一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我成绩很好，年年拿奖学金，可毕业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还挤破了头。我就觉得社会实际把我归入二等公民，不重视我，我是低人一等的。这种情况下，就算我吃饱了饭，而且有肉吃，我心里还是愤愤不平。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社会公正的诉求呢？我们来算一笔账。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按中国大陆自己的估计，是15%～20%；中国社科院估计的最高数字是23%。中产阶级的标志是有车有房有一定存款，其主体是城市里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世界银行对绝对贫困的定义是每天消费小于1美元。依此标准，这样的人口在中国有一亿多，约10%。既得利益阶层，即所谓的精英阶层、权贵阶层，占总人口的4%～5%。

由此算来，有产阶层——中产阶级加权贵阶层——占不到30%，而相对贫困——在绝对贫困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人数有60%以上。

哪些阶层吃着饱饭发着怨言呢？是相对贫困阶层、中产阶层。绝对贫困阶层还没吃上饱饭呢，当然他们也渴求社会公平：“为什么别人能吃上饱饭呢？”

权贵阶层不仅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还掌握着法律资源和政府政策资源，“公权力”的存在其实就是维护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已经结成了关系和血缘的纽带，其他阶层难以进入这个阶层。

所以，中产阶级尽管“有产”，但无法进入政策的制定层面，无法进入公权力层面，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依然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

相对贫困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起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匮乏，确实已经进步了；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财富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即GDP的增长速度。他们在社会中所得的，跟他们做出的贡献是不匹配的。这就是所谓“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的原因。

喉舌常常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赞扬“自建国60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之类的。一个执政党，帮助国家提升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和国际地位，是其义务，而不是对人民的恩惠。人们应该进行横向对比，比较60年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了多少，德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爱国者会说中国的执政党曾犯了错，影响了经济增长，但幸好及时纠正了。）

现在有很多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物价对比的帖子，结论是中国物价高于西方民主国家。这说明中国的物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要素叠加的结果，而是整个市场的规则和秩序被少部分人——权贵阶级——操控的结果。

另外要澄清的一点是，国际上和我这里讲的公平是机会上的公平，不是最终结果上的平均；是由制度保障的公平，而不是今天运气所以今天有的公平；是无论多恶的人都不能改变的公平，而不是别人发善心提供的公平。

很多中国人总对党和国家抱有幻想，“希望重视一下孤寡老人”“希望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希望官员公示财产”，但是人家不重视、不听取、不公示，又怎么样呢？除了推翻这个政权，除了认为“党和国家是‘好’的，他们只是太忙/没听到/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还能怎么做呢？

何为腐败

腐败的本质不是受贿和收取回扣，而是对权力的不正当利用，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公权力，置广大民生于不顾，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搞庆典、面子工程、国际盛事。腐败不是作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腐败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体制的问题。

维持社会不公就是维持腐败。中共取得和维持政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行使公平。它过去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专政”，后来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权力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公共福祉服务。中共作为执政党，从来没有行使过真正的公权力，它认为政权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所以腐败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

有人讲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那是错误的。那时的腐败的形式不同于当前，那时你要参军要干什么事，要托关系、走后门——不就在滥用公权力吗？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民众没法进入到规则的制定层面和监督层面，就没办法阻止公权力的滥用，就没办法制止腐败。

埃及问题是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吗？

人民网《环球瞭望：埃及的问题是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中说“埃及、突尼斯的动乱固然有民主上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讲，主因是国家竞争力的问题。穆巴拉克没能解决埃及人的就业问题，今后即便是通过‘自由选举’上来的领导人恐怕也未必就能。”什么是国家竞争力，后文中说“国家竞争力是这个国家历史、传统、文化、教育等积累的结果，和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密切相关。”

我们先看看埃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埃及有很现实的困难，就是高失业率，与此同时还有很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主要是在政治权利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穆巴拉克还想扶植他的儿子接他的班，实现权力的世袭。埃及民众抗议的，不是抗议国家竞争力弱，而是非常具体的，即反对独裁、反对腐败、反对社会不公。

历史、传统、文化、教育，这在阿拉伯世界都是类似的，独裁、腐败、社会不公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中程度各有不同，唯埃及和突尼斯程度最甚。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在这两个国家爆发。

那么“自由选举”上来的领导人能不能保证解决就业问题呢？

在穆巴拉克之后，“自由选举”上来的领导人确实不能保证立刻解决就业问题，但人家也有可能在任期内解决就业问题。这里是有悬念的。即使穆巴拉克之后选上的领导人没能解决就业问题，选民可以再换一个领导人。再不行再换，还怕换不到吗？而穆巴拉克已经独裁了31年了，现在国家的经济状况搞成这样，解决各种现存问题的概率比自由选举上来的领导人小得多。

所以通过自由选举挑出一个胜任者，比在穆巴拉克一棵树上吊死强。

另外，选民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就业不太容易恶化，不会比现在更坏。因为经济形势和就业不景气恶化到一定程度，选民就会问责政府，政府就要解散、辞职、换届，或采取改革措施。所以就不容易发展到病入膏肓，引发广泛的社会动荡的程度。

埃及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总统，总归是一件好事，有希望改善社会改善国家竞争力。死守穆巴拉克，则没希望改善国家竞争力。

文章又说“假如埃及人、突尼斯人真的是在形式上获得了所谓的民主，却没有获得更多的就业技能，更多的竞争力。结局会是怎样，恐怕任何有一点社会发展常识的人，都能够猜到。”

我们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确是万万不能的。

民主是什么，民主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框架，但并不保证解决所有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区别在于，所有问题的解决是在开放的、法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尽量保证公平，保证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

例如教育和就业培训的问题，当然要提升教育水平和就业技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埃及人不会幼稚到相信穆巴拉克倒台后所有问题一星期内解决。但有了一个民主和制衡的政治环境以后，处理问题的方式会不一样。

在政府的教育支出方面，政府每年要先提出预算，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去花这个钱。政府为了让预算通过，必须把教育预算提升到一定水平，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才可能妥协去支持政府的另一些项目。这是民主社会中政府博弈的常见手段。这种解决方案是制度性的解决，即问题一旦被解决，不会复发。于是经济又可以复苏了。

创造民主环境，为很多社会问题的制度性解决创造了条件。不像有些国家，整天高喊“重视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实际上把教育的真正负担扔给了老百姓，反而花了几万亿元去修铁路、搞房地产、援助别的国家，完全不需要通过议会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所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其实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独裁时，当权者在敛取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把民众的利益边缘化了。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比较好，国内经济总量在增长，这个矛盾不显得那么突出。一旦国际经济形势不太好，这个矛盾就突出了。

所以埃及突尼斯的政治变革，恰恰是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条件。

微博正在削弱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

中共传统的控制社会的方式是“空中部队与地面部队相结合”的方式。空中部队是中共掌握的媒体报纸广播，由它们制造所谓主流媒体的声音。地面部队是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委会，由它们组织、学习、传达这些声音。中共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维护交流中的障碍，保持“我说你听”的模式。

以推特为代表的微博的诞生是互联网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互联网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人们对于无障碍交流的渴望。

微博的传播是社交圈里的传播，并且可以从一个社交圈传播至另一个社交圈。这使得通过严密的组织力量来控制社会的方式彻底瓦解。中共最厉害的是搞组织，如果不能通过搞组织的方式来控制，其最厉害的武器就用不上了。

微博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传统的门户网站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同电视、公告板没什么根本的区别。所以只要控制住信息源，就可以百分之百地控制住传媒的影响力。而微博不一样。一条博文发出去，如果粉丝觉得有趣，他可以很方便地转发，于是粉丝的粉丝也能看到这条博文了；于是就实现了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而且发表博文的方式很灵活，可以在电脑上发，可以在手机里通过手机软件发，在有些国家也可以用给一个特定的号码发短信的方式发。

所以可以试想，在当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政府控制之前，现场的目击者率先用手机发表了博文，其微博上的好友就能见到且转发此博文。如果有好几个目击者都发表了博文，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不小的舆论声势。微博使得普通的个人获得了制造舆论的能力。

随着政府公信力的逐渐丧失，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微博上的消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低。一旦当权者失去了话语权，他的话没人听没人信了，就失去了对人民的精神控制。人们思想上的不服从很容易演变为行为上的不服从。从小范围个别人的不服从演变为大范围的群体的不服从。不服从的人数扩大到一定的规模，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丧失了。

禁止汉语中夹杂英文有助于汉语的延续吗？

去年年底，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禁止随意夹带英文单词等，其目的，按它的话说是“（这些滥用语言文字的问题）严重损害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破坏了和谐健康的语言文化环境，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归纳起来，就是怕外文稀释了中文，怕影响了汉语的延续。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禁止夹带英文单词能多大程度上帮助延续汉语？

语言要延续，必须要有生命力。语言的生命力体现在哪里呢？语言的生命力在于文学作品。从古至今，例如《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名著；外国的，例如英国的《傲慢与偏见》、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美国的《飘》。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既不能继承祖先的语言文化遗产，又不能创作出传世的、让后代感到骄傲、自豪、朗朗上口的作品，这样汉语的生命力就会渐渐消亡，自然就会被外来的、相对较有生命力的语言文字所取代，想保护也保护不了。

那么能传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呢？它必然是深刻的、触及人性的作品，其中很多作品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在当前中国，能不能发布有上述特征的作品呢？中共领导下的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作家协会，它们的第一责任是愚民、宣传党性高于人性、牵制思想、遏制自由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面世。所以传世的作品无法出版。它能通过互联网发布，但很可能很快就被删除。

这样看来，谁在扼杀汉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一目了然。

中共买官卖官和反贪官的解读

要别人为你卖命，就得给他好处。你没有那么多钱，就给他权，让他用权来搜刮民脂民膏。贪官得到好处，是因为中共给他的权，所以他千方百计维护中共的统治。此为用贪官的妙处。

官不怕贪，就怕不听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话的官，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政权，又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戴。一石二鸟。

所以，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

中产阶级稳定社会吗？

《“橄榄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指出若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极穷和极富的人，多数是中产阶级，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则是稳定的、和谐的。是不是呢？

首先我们剖析一下这句话。第一，中产社会稳定是从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第二，中产是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亚洲银行为中产定的标准是每天消费2到20美元，是比较低的。虽然人民币对外升值，但中国社会通货膨胀，实际是贬值。所以我们在判断中产的时候，不能只看收入或消费，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收入中能用于消费的占多大部分。中产阶级被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压，其实际生活水平就更低了。

孔孟对财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前句讲社会贫富问题，后句讲社会稳定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即稳定的财产。富有的人不一定有恒产，例如职业炒股者，他的财产是随金融市场暴涨暴跌的，他自己都不稳定，又怎能社会稳定呢？也是说社会稳定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

然后，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朝代它们的社会是否稳定。唐朝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是唐玄宗的开元天宝盛世，但其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风气糜烂，给了野心家可乘之机。于是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繁华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北宋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而且其富庶是社会普遍的富庶，不是两极分化的富庶。但多数历史学家不把它当作稳定的社会。《水浒传》的故事场景就是北宋。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影响政府政策，对于他们最关心的房价问题无能为力，他们的利益也处于被权贵宰割的状态，连维护自己的财产和地位都做不到，又如何成为稳定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呢？

但是《“橄榄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提出了建立橄榄型社会的办法：

1. 通过社会政治改革给公民以平等的机会
2. 通过公共政策改革调整改变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结构
3. 通过宣传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

这些办法能否对稳定社会起上一丁点的作用呢？

要真能做到了当然有效，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在中国，机会和资源是跟着权利走的。这第一点就要打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前段时间温家宝在深圳发表讲话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不及待，但他就是没办法打破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起来的利益圈子，又何谈揭开盘根错节、庞大复杂的权利网络呢。

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稳定和谐的希望寄托在财富增加的基础上，哪怕是均等的增加。国家的基石是信用的合同，百姓不仅要免于匮乏，还要免于恐惧，活得有尊严。国家必须立足于正义和公正才能求得长期和稳定的繁荣。

世界上有许多稳定的社会，他们物质上并不充足，例如美国的阿米什人、亚洲的不丹国。它们的稳定是依靠什么的呢？

是信仰和文化。

网络实名制是国际惯例吗？

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说：“……那么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网民，你发言之前，注册一下。这样的做法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问：网络实名是国际惯例吗？

当中国人要求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保障公民集会和游行自由时，政府说有中国国情。当人们反对网上发表评论还要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的时候，政府说这是国际惯例。

在西方国家里，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绝不需要提供真名。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言论叫做公言论。公言论属于最狭义的言论自由的范畴，是所有民主国家的法律都要加以保障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国会立法限制公民表达公言论的自由。[1]

在几个世界主要新闻媒体的网站上，美国的CNN和福克斯新闻和美国之音、法国的法国广播公司、英国的BBC，它们的留言系统都只需要用户提供笔名和电子邮件，不需要身份证号护照号或真名。

刘正荣说他在德国上网，需要注册，提供身份证，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自然，如果他要网上购物，网站必然要他的信用卡账号，如果他想网上支付的话。所以需不需要提供详细信息，是看是什么网站在为你提供服务。不是一杆子打死地说所有网站都需要实名注册！再次提醒，公言论的发表平台绝不需要实名注册！

你注册了一个网站，提交给该网站你的一些个人信息，该网站也不能将此信息透露给第三方或给当事人带来损失。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按这样执行的。

那么韩国不是对访问量大的200个网站要求实名吗？

互联网的管制是现实生活的管制的延生。互联网的自由是现实生活的自由的延生。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能自由发表公言论，能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听到对政府政策的抨击、对社会的看法，那么自然能在互联网上看到。

韩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仅仅限于互联网。如果、如果在那200个网站发表公言论有阻碍，韩国人有其他渠道发表，他可以直接上街喊话。

这几年，由于韩国互联网上网络暴力，导致一个影视红星和几个平民压力过大而自杀，导致了社会公愤。在社会情绪推动下，催生了200个网站的实名。

那么我国网站实名不是也可以保护公民免受网络暴力的影响，不是体现了党对民众的关怀了吗？

在中国，公民发表公言论的场所几乎仅限于互联网。如果、如果在中国大陆可上的所有网站发表公言论有阻碍，中国人还能去哪里发表？

刘正荣说：“……我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所有互联网法规，每一个、每一篇、每一章，全部研究过，对于哪些内容不能在网上传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以说我们互联网的立法原则和内容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我们互联网的立法原则和内容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完全一致的，且西方主要国家的所有互联网法规对于哪些内容不能在网上传播，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中国的互联网法规是否有明确规定不能发表带“胡萝卜”字样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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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高法院裁决与言论及信息自由》

解读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

人民日报刊登了《西方国家有多少是搞“三权分立”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两位教授，其中说到“‘三权分立’在西方世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而大多数国家并未实行‘三权分立’”。作者认为，例如美国这样总统制的国家，选民分两次投票，一次选总统，一次选议会，且总统不对议会负责，这是三权分立。而加拿大、英国等欧洲国家，选民选一次议会，议会里的多数党领袖就成为总理，这不是三权分立——立法与行政未分离。其实作者也可以去证明美国也不是三权分立，因为总统提名并任命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行政与司法未分离。这么重大的理论发现，他实在不应该在中国说，应该去欧美国家的政府里说，在他们的国会上说，给他们上上课，镇镇他们！说不定能得个大奖回来。至此，三权分立从来没有存在过，又何谈中国学与不学呢？

到底三权分立是什么意思呢？三权分立最早是17世纪的洛克提出的，后来18世纪孟德斯鸠将其阐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三权平等，运行当中相互监督。实践上主要监督政府，因为总是先有人出来管理别人；掌权者把自己的意志永久化，就产生了法律；他自己再来做裁判。这样权利就过于集中，产生了矛盾与不公，所以人们逐渐将它们分离。于是政府不仅受到议会和和司法系统的制约，也受到选民的监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可能有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之类的职位。和三权分立对立的一种制度是行议（行政和立法）合一，如果把司法也一起管起来，那就更原始了。

从议会制产生的政府，往往较弱。政府对议会负责，而议会斗争激烈多变，所以政府不稳定。美国的政府不是这么产生的，不受议会的斗争影响。

“在议会制下，政党政治实质上是主宰议会政治的幕后之手，‘议会至上’最终实质是‘执政党至上’”。关于执政党至上，其逻辑是西方社会里参加选举拔得头筹必是最强的政党，组建政府的也是最强的政党，说来说去就是那个政党，这天下就是执政党的天下。这和中国中共执政没什么区别。但别忘了，这“最强”可是选民拿手中的票，从多个政党里选出来的呀！其实在民主制度下，没什么“议会至上”的说法，议会只是代议机构。主权才之上，主权在哪里？在选民手里啊！所以说“选民至上”才合适。

如何保证选民的主权不受侵犯，在于保证选民的可选择性——不能只有一个党！必须有在野党反对党。第二点，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像美国，虽然民主党是执政党，但各州政府可以不是民主党。州长和总统是分权的，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议会制国家也是类似。

不论西方的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其最大的相同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选民的主权和地位；中共不论怎么强调自己的国情，结论总是不能分权。

谈胡锦涛之“体面劳动”

胡锦涛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时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1]这些话怎么理解？从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的角度看，体面等同于尊严。文章是说“实现体面劳动”，就是说人们以前劳动不那么体面咯？

先说劳动。一个基本的对劳动者的尊重，是不能够强制劳动。强制劳动是所有的人权公约都不允许的，但中国仍保留了此制度，即劳动教养制度。

至于体面劳动，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的基础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的因素，又与社会地位社会权力有关。一个人可以吃穿得很光鲜，但他不一定体面，例如妓女和黑社会，他们虽然可能挣很多钱，但不被社会道德所认可，没有社会地位。再如古代宦官，他们可以锦衣玉食，可以住豪宅，但他们得跪着生活，得自称奴才。

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了“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阶级的劳动报酬和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还下跪讨薪。为了缓解官民冲突，胡温纷纷打出“体面劳动”之类的亲民牌。那么亲民牌的效果又有多少呢？从根本上来看，极权制度就是和人类尊严冲突的一种制度。极权制度就是不让你说想说的话，不让你做想做的事，不让你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生活。而共产极权制度又是所有极权制度里面最坏的，因为它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否定了在因果报应层面上的人人平等，在神的审判面前的人人平等。温家宝说要照顾中国人民的尊严，可中国网民是自愿去看过滤后的信息，自愿使用绿坝的吗？学校、宾馆、娱乐场所等部门乐于安装“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吗^[2]？如果中共真的关心人，那山西的疫苗问题就不会不了了之，那些人权律师就不会被关押和迫害。人要活得有尊严，他必须被当作个人来看待，即使他是少数群体，不是社会主流，但他的声音还是要得到反映，他的权力要得到落实。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没有十三亿“人”。

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现在的不体面和不被尊重，如果真想实现体面劳动，要克服哪些障碍呢？第一，机会的均等。有关系有门路，能得到好工作，这是大家的共识。在山东大学生经过层层筛选竞当掏粪工以及研究生看厕所这样的背景下，你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第二，社会的均等。最能吸纳劳动力的是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垄断集团；垄断集团能得到大量的贷款和投资，最能吸纳劳动力的行业得不到充分的融资。这导致了很多人没法劳动。第三，政治上的结社自由。现在矿工不能组织工会，不能团结起来和雇主协商谈判，就只能拿最低的工资，干最危险的活。矿工得了尘肺病也没钱治；敢搞罢工，警察就会逮捕他们、镇压、劳教。因为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也是煤矿的股东。还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中国每天死于矿难的人达到上万。在这种条件下，何来体面，何来尊严？

源自《大陆新闻解读》2010-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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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28/c_1260599.htm

^[2] http://www.chinagfw.org/2010/07/blog-post_8411.html

谈山西疫苗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这次会不会也有官员辞职呢？可能性不大。因为三鹿奶粉事件是由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举发出来的，新西兰政府让其北京的大使直接与中国政府联系，所以三鹿事件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如果中国不对此进行处理，会影响对外贸易，后果严重。而假疫苗事件目前仍局限在地方，而且疫苗基本上给国内的人注射的，不是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不至于让国际上紧张。所以对共产党来讲，这件事的政治后果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来判断共产党做事方式的时候，要知道它思考问题的方式。受害者的家属可以被隔离、被监控，国内媒体可以被消音，所以不管出了多大的篓子，它不需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不需要引咎辞职。只当这件事捅到国际上去了，或动摇共产党统治根基的时候，才需要高官出来表态，来承担责任。SARS时期的张文康、三鹿事件的李长江便是这个情况。至于山西溃坝事件中辞职的孟学农，因为山西本来就是一个事故的多发地，一年到头煤矿总在出事，很多人权机构把山西作为中国人权情况的镜子，再加上山西溃坝这个比较严重的事，所以需要有个人来负责。

我们可以断言，除非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这种类似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只是不知道何时发生在你头上。

有新华社文章《还原真相——新华社记者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访谈》、中国新闻网文章《常州“问题疫苗”致百万群众受害的说法不确切》来辟谣，怎么看待呢？《还》采访的是“山西省疾控中心及其主管部门山西省卫生厅和部分专家” ，他们就是可能的责任人，他们可以还原真相吗？新华社为什么不去找患儿家长？《常》采访的是“江苏省药监局官员”，他难道不是可能的责任人吗？

源自《大陆新闻解读》2010年4月4日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