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闻曰：“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出现仇官、仇富的现象？说到底是跟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有关，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关。只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反腐倡廉建设中去，将群众意见化解于初始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它说得对不对呢？
很多人物质经济条件变好了，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能吃饱了，以前吃不上肉现在有肉吃了；但不满情绪却在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大陆媒体将其解释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物质条件提高了，于是产生了对社会公正方面的诉求、对权力的要求，是种高层次的需求。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公正是构成产生幸福感的基本条件，不是高层次的需求。幸福感是物质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心理感受的综合判断，不仅仅是吃饱饭而已。
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人身份认知的问题，即我在这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比如说我是个大学生，我有个同学平时不爱学习，成绩很差，考试只考60分过关，但他有个爸爸叫李刚，一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我成绩很好，年年拿奖学金，可毕业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还挤破了头。我就觉得社会实际把我归入二等公民，不重视我，我是低人一等的。这种情况下，就算我吃饱了饭，而且有肉吃，我心里还是愤愤不平。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社会公正的诉求呢？我们来算一笔账。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按中国大陆自己的估计，是15%～20%；中国社科院估计的最高数字是23%。中产阶级的标志是有车有房有一定存款，其主体是城市里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世界银行对绝对贫困的定义是每天消费小于1美元。依此标准，这样的人口在中国有一亿多，约10%。既得利益阶层，即所谓的精英阶层、权贵阶层，占总人口的4%～5%。
由此算来，有产阶层——中产阶级加权贵阶层——占不到30%，而相对贫困——在绝对贫困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人数有60%以上。
哪些阶层吃着饱饭发着怨言呢？是相对贫困阶层、中产阶层。绝对贫困阶层还没吃上饱饭呢，当然他们也渴求社会公平：“为什么别人能吃上饱饭呢？”
权贵阶层不仅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还掌握着法律资源和政府政策资源，“公权力”的存在其实就是维护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已经结成了关系和血缘的纽带，其他阶层难以进入这个阶层。
所以，中产阶级尽管“有产”，但无法进入政策的制定层面，无法进入公权力层面，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依然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
相对贫困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起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匮乏，确实已经进步了；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财富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即GDP的增长速度。他们在社会中所得的，跟他们做出的贡献是不匹配的。这就是所谓“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的原因。
喉舌常常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赞扬“自建国60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之类的。一个执政党，帮助国家提升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和国际地位，是其义务，而不是对人民的恩惠。人们应该进行横向对比，比较60年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了多少，德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多少。（爱国者会说中国的执政党曾犯了错，影响了经济增长，但幸好及时纠正了。）
现在有很多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物价对比的帖子，结论是中国物价高于西方民主国家。这说明中国的物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要素叠加的结果，而是整个市场的规则和秩序被少部分人——权贵阶级——操控的结果。
另外要澄清的一点是，国际上和我这里讲的公平是机会上的公平，不是最终结果上的平均；是由制度保障的公平，而不是今天运气所以今天有的公平；是无论多恶的人都不能改变的公平，而不是别人发善心提供的公平。
很多中国人总对党和国家抱有幻想，“希望重视一下孤寡老人”“希望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希望官员公示财产”，但是人家不重视、不听取、不公示，又怎么样呢？除了推翻这个政权，除了认为“党和国家是‘好’的，他们只是太忙/没听到/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还能怎么做呢？
何为腐败
腐败的本质不是受贿和收取回扣，而是对权力的不正当利用，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公权力，置广大民生于不顾，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搞庆典、面子工程、国际盛事。腐败不是作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腐败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体制的问题。
维持社会不公就是维持腐败。中共取得和维持政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行使公平。它过去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专政”，后来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权力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公共福祉服务。中共作为执政党，从来没有行使过真正的公权力，它认为政权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所以腐败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
有人讲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那是错误的。那时的腐败的形式不同于当前，那时你要参军要干什么事，要托关系、走后门——不就在滥用公权力吗？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民众没法进入到规则的制定层面和监督层面，就没办法阻止公权力的滥用，就没办法制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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